第688章 避难所和新起点(2/3)

    这人权保障四个字，在咱们这儿是纸面文章，在人家那儿，似乎正努力变成一种保障。”

    “这人权法还挺讲人情？”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就这一回做样子给咱们看？”也有人持怀疑态度。

    他们都不是直系铁杆，身处北平这个权力漩涡，对未来何尝没有忧虑？

    阎百川这是要把文明、法治当武器，不光攻城，还要攻心。”

    这买卖，仔细想想……”

    山西在河南展示的这套法治外衣下的温和清算（相比传统而言），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北方传统军阀政治的残酷与不确定的权力游戏可能。

    “没杀头，算是捡了条命。”一个老先生捋着胡子，“不过这辈子也算完了。”

    我听闻，南边一些省份，也有失意政客或担忧未来的人，开始悄悄打听往山西走的门路了。

    总统府一间用于非正式议事的偏厅里，几位并非直系核心、但与徐世昌关系较近的官员、前清遗老及学界名流，正借着品茗赏画的名义，低声交换着看法。

    “何止是有意思。”

    你看，没要人命（无死刑），审判走程序（允许辩护、质证），抄家留余地（保障家属基本生存）。

    以前哪管这些？

    “山西这一手是在收买人心啊。”

    那边工业需要人才，去了至少身家性命有个相对明确的保障。

    “我在太原的生意伙伴私下说，他们那边最近在大力宣传什么《人权保障条例》，核心就是生命权、财产权、不受任意拘禁权这些。

    一位与山西有些商业往来的商人插言：

    上头一倒，底下连根拔起，丫鬟仆役都得跟着遭殃。

    众人议论纷纷，各怀心思散去。

    他们都是宦海浮沉多年的人物，深知今日座上客，明日阶下囚的道理。

    他们评论说，山西在河南推行的是法治移植实验，试图用一套成文的、公开的程序规则，来代替传统派系斗争的丛林法则和事后报复。

    北平

    胡老书吏总结道，“贪官污吏，该蹲大狱蹲大狱，该吐赃款吐赃款。

    桌上摊开着这几日的《晨报》、《世界日报》、《顺天时报》等。

    “日本人观察得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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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中年汉子道，“至少有个说法，不是全凭当官的一张嘴。你看那刘成久、孙宝昌，证据一条条摆出来，他们自己也辩过，最后才判的。那汇票底单，还真去汉口取来了！这架势，以前哪有？”

    《顺天时报》（日资背景）的报道被另一位对国际事务敏感的前外交官拿起：

    茶馆掌柜点点头：“是这么个理儿。

    众人一时沉默，各自品着茶，心思却早已飞远。

    山西那边，输了棋，或许只是退到场边，还能保留一点体面和基本生计。

    老翰林捻着胡须，意味深长地说，“他告诉那些可能反对他、或者将来可能被他打败的人：在我的治下，你不会死，还能有个公开说话（辩护）的机会，家产虽损，但妻儿老小不至于冻饿街头，有条活路。

    这做给谁看？

    而像刘成久、孙宝昌这样级别的将领，若是在直系内部的清洗中倒台，恐怕早就被秘密处决，家产充公，家人命运堪忧了。

    “管他是不是做样子，这次总算见着点不一样的政府了。”

    段祺瑞本人虽得保全，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诸位看了开封那边的新闻了吗？”

    “二十五年！十二年！这牢饭可够他们吃的了！”一个车夫模样的人咂舌道。

    这次看来，是真照着那些新贴出来的条例办事了。

    这里头恐怕学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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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教员若有所思，“不过，怎么判定哪些是贪来的，哪些是原来的？

    这跟我们往常听闻的，某地军头倒台，一夜之间树倒猢狲散、家产抄掠一空、亲信或死或囚的场面，可是大不相同。”

    一位戴着圆眼镜、在教育部挂闲职的老翰林呷了口茶，慢悠悠地开口，“刘成久，二十五年；孙宝昌，十二年。家产抄没，但妻儿老小的住宅和基本用度予以保留。这判决有点意思。”

    不光是给老百姓看，更是给咱们这些在台上、也可能有朝一日在台下的人看啊。”

    商人的话更直白：“说白了，跟着曹大帅、吴大帅干，赢了自然荣华富贵，可万一输了，那就是万劫不复。

    基本生活标准又怎么算？

    这世道……”

    这比动不动就杀一儆百、斩草除根，听起来是不是让人安心那么一点点？”

    咱们这儿，赢了通吃，输了全赔，甚至赔上性命全家。

    这话让在座几位心里都微微一凛。

    但办事，得按贴出来的条文走，证据得扎实，还得给被告说话的机会，甚至家里无辜的，还能给留个窝、留口饭。

    “有学问也比没章程强！”

    那位中年官员压低声音：“岂止是安心。

    虽然他们深知这游戏规则依然是强者制定，但至少明码标价，留有底线。

    在北平，派系倾轧残酷，失败者下场往往凄惨无比。

    开封审判，简直就是这个条例的实战演示。

    跟着山西干，或者哪怕只是不跟他死磕，就算最后输了，好像也还有个底线兜着。

    “关键是那家产！”粮店伙计更关心这个，“听见没？只没收贪来的，家里原来住的房子和基本过日子的钱，还给留着！这算不算祸不及妻儿？”

    虽然其法仍是地方性的，其武力后盾显而易见，但这种方式，至少在表面上提供了更高的可预期性和对失败者一定程度的保护，可能对稳定地方精英阶层、减少权力更迭时的社会动荡有作用。”

    远的不说，直皖战后，多少皖系要员仓皇出逃，留下的家产被胜利者瓜分殆尽，家人流离失所？

    前外交官叹了口气：“是啊，对比太鲜明了。

    贪官该罚，但家里人没范罪，好像也给条活路。”

    这对于很多并非核心死忠、只是随波逐流或谋求安身立命的人来说，吸引力不言而喻。

    一位在农商部任职、曾留学日本的中年官员接过话头，指着《晨报》上特意加框的段落，“你们看这报道里写的庭辩激烈，证据环环相扣，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法庭予以采纳，没收财产依《保障条例》保留家属基本生存所需。

    字里行间，透着股子依法办事、程序正义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