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本质(6/8)
整天游行喊口号，我开始相信共产主义真要来了：我们已经不在家吃饭，而是到村里的大礼堂吃大锅饭了。吃饭的时候，“领导”说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再过段日子，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了，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填张表，只管拿就是。
我们吃着收回来的公家大米做的饭，日子很快就到了收获红薯的季节。我们虽然一起出工挖红薯，但想到共产主义都到眼前了，谁还在乎那几个红薯？我们在挖红薯的时候就挖一兜，用泥土盖一兜。可我父亲却不跟潮流走，他还是一兜一兜地挖，大大小小的红薯都要装进箩筐里。社员们对父亲意见很大，责怪他拖大家的后退，阻止共产主义的到来，父亲面对那么多的压力，只好也随了大流。
每天在礼堂吃了晚饭回到家里，父亲都会唉声叹气。我说：“共产主义都快到我们这里了，你还叹气干什么？”父亲说：“你看看那些红薯丢在地里多可惜呀，等到霜雨一来就都变质腐烂成了泥巴。现在我们播种谎言，将来就要收获灾难呀！”那天晚上，父亲跟我说了很久，我终于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最后，我跟父亲决定晚上去偷红薯。
从此，每天晚上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跟父亲就拿着锄头挑着箩筐去离村子较远的地方挖红薯。我们摸黑挖一担红薯后又偷偷挑到村后的山里埋在一个很隐蔽的岩洞里。
一年后，全国饿殍遍地，大家找不到吃的，连附近的草根都没有了。这时候，社员们想起去年的浪费，后悔已经没有用了。我每天半夜到后山的岩洞里带回几个红薯分给家人吃一点度过了难关。其间，父亲跟我商量说：“这是大家的红薯，但如果一下拿出来也吃不了几天，我们只能拿些红薯偷偷去救那些饿得快死的人。所以，这事得小心又小心。”
大难过去后，村里很多人都说我们是他们的大恩人。但我跟父亲从来不敢以恩人自居，因为，我们送给他们的救命红薯毕竟是我们偷来的。
不能让良心举债
大学同学李键在电话里开口说要向我借一万元钱。李键的为人我信得过，于是我满口答应，让他来我家里拿顺便聚一聚。我跟李键虽然有几年没有走动了，但逢年过节的时候总要互相发条祝贺的短信。
李键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往日英俊潇洒的他变得又黑又瘦，而且一身疲惫。
通过谈心，我知道了李键近几年的生活境况。
原来，李键婚后不到一年就因为夫妻之间性格不合开始了争吵。他们在争吵中勉强生活三年后来就协议离婚了。
离婚后，他俩都各自开始准备新的生活。因为两人都吸取了第一次婚姻的教训，他们再一次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时都格外的谨慎。离婚三年了，两人都还独身一人。正当李键找到自己的意中人准备再婚的时候，他却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前妻突然得了重病！
李键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赶去看望了他的前妻。李键通过三天的激烈思想斗争，最后对即将成为他新娘的意中人说：“我们的婚期必须推迟，因为我的前妻现在需要我。我这样做并不是我现在依旧爱着她。但她原来是我的妻子，我跟她曾经爱过，现在她重病在身，又没有其他的亲人，我不能丢下她不管。为了对你公平，我必须把推迟婚礼的原因告诉你，选择等与不等是你的自由，我不会强求你，尽管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但让我丢下她不管，我做不到。”
此后，李键开始背着他的前妻四处求医，可是医生告诉他，她前妻的瘫痪症治愈的希望不大。李键相信前妻的病可以好起来，为此，他背着她换了六家医院。李键为了帮前妻治病，辞掉了公司的工作，日夜陪伴着她；为了给前妻治病，他花掉了自己离婚后挣下的的四万多元存款还举债三万多元。李键的意中人受不了无望的等待，终于离开了他。
听李键说完他的生活遭遇。我问：“你们已经离婚了，你为什么举债去救一个法律上已经与你毫不相干的人？”李键好奇地看着我：“难道你也不理解我？金钱债我可以挣了钱还人家，如果欠下良心举债我一辈子还得了吗？”
李键的反问让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是呀，人要是背上了良心债就会一辈子不安，所以，什么债都可以举，就是不能让良心举债！
上电视
一位普通老师上电视，镜头一扫而过，本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但那次我上电视却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
那年扫盲给指标，我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教书。我们村有19个扫盲指标。校长先摸底，摸出18个没有出去打工的初中毕业生。还差一个人，校长找到我说：“老柏，你帮帮忙，给我当回老文盲吧！年纪大点的还没一个代表呢，对了，就你最好。”我说：“校长，我们村我这把年纪的文盲不是多的是吗？”校长一笑：“你以为真扫盲啊，那可要累死人的，再说，真文盲怎么过考试关？好了，就你去，过关了，村里还给每人一百元钱呢！”
我怎么都不同意顶替文盲，校长做工作做久了就生气了。他说：“这可是大事！你要是耽误了，责任你负得起吗？”没办法，我只好答应了。
快到扫盲考试的时候，我们村作为县里的扫盲典型，要拍上夜校的电视。那天吃过晚饭，我们19个假文盲拿着手电筒从四面八方赶到了我平时给学生上课那破教室。校长来了后说：“县电视台的记者已经从镇里出发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上扫盲课，请大家务必配合好。”接着，校长象模象样的教我们识字、写字。教了几个字后，记者在镇领导的陪同下来了。记者一到就夸说我们的扫盲工作搞得好，他们把镜头对着我们扫来扫去。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终于有机会上电视镜头了！可我心里却打翻了五味瓶：我这个多年的县、市级优秀教师也上过几次县电视台的镜头，可这次在镜头里是一个文盲，人家可怎么看啊！
我当时心里难受，就在扫盲作业本上写下了几句顺口溜：扫盲盲扫，上忙下忙，越扫越忙……正写着，有人在我背上重重的拍了一下，说：“高级文盲？”我扭头一看。是一个拿着采访本的记者。我脑子轰的一下一片空白。好在那记者没深究，大概是他见多了我这样的“高级文盲”，他凑在我耳边说：“有的真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注意点。”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记者凑在我耳边的镜头，但解说员说是记者现场辅导文盲学员。这个镜头就这样刻在了我心坎里，每每想起，我都感到无比的痛。同时，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形式主义的确害人不浅！
一生的温暖
婚后，我跟妻子满怀希望地来到了这座城市。
一年后，妻子怀上了我们的宝宝。怀上宝宝的妻子不得不呆在我们租住的小房子里了。一天，我满怀喜悦地回到租住的小屋时，挺着大肚子的妻子一下子扑进了她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我听了妻子的哭诉后来到了房东面前。我给房东陪着笑，房东却拉长着脸说：“别说你们老欠租金，就是不欠，我也绝不允许你们再住这里！告诉你们，我的房子就是放死人都可以，但坐月子绝对不行！”
无奈之下，我带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从一个小区问到另一个小区，一直问到火车站后面一个治安很混乱的地方。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我们落着的“小家”，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房东的冷脸和不屑。只有一个房东说：“我也知道这是迷信，但我不这样做，我心里就不安。”
我们走到快到郊区的时候，看见一位老人跨过一条伸懒腰的狗，进入了一间旧房子。妻子看见那条伸懒腰的狗，说：“你瞧那狗多舒心啊！”我勉强笑笑：“你不知道吧！那狗伸懒腰只是为了让长期受到束缚的身体得以舒展，让肺部吸入更多的氧气，以保持健康呢！”妻子幸福地笑：“武哥，你懂得还真多！唉！可惜啊，你一个大学生……”妻子说着就停了嘴，收了笑。我拍拍妻子的肩，微笑着说：“面包会有的，放心吧！瞧你肚子里有了我们的希望，我也很快就可以提高工资了！”我说这话的时候，真想痛哭一场，好好地让自己压抑的心灵，得到自由与释放。但我不能，我无论如何也得在妻子面前微笑，让她看到我们美好的未来。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安下了小家，接纳我们的就是跨过那条伸懒腰的狗的老人。他让我们住到了他那并不宽敞的旧房子。那一刻，妻子要给老人下跪，但老人慈祥地说：“我还得感谢你们不嫌弃我一个老头呢，你们住这里我就不感到孤独了。”
我们在老人那住了一年，但老人那间旧房子和老人那慈祥的面容以及他那温暖的话语足可以温暖我们一生！
一位让我感动的作者
我在一家晚报做副刊编辑的时候，曾经因为一位作者的笔名的事，而让我深深感动。
记得那是深秋的一天，我早早地到了办公室。我的作者原来也给过我稿子，我们晚报只要求在本市首发，于是我决定发了这篇稿子。但当我看看作者署名时，名字却很陌生，作者用笔名并不奇怪，但我还是认真地看了看作者留下的地址，发现地址也很陌生，而且地址写了县、镇、村的名字，后面也留下了联系电话。为了慎重起见，我按稿子后面留下的电话拨了过去。拨通后，却是无人接。拨了三次都是如此。
我开始找原来作者的通联，找到后，我跟他说了稿子的事情。他听后说：“对不起，编辑老师，那稿子是我投的，是我不细心一篇稿子用了两个名字和两个地址，请您给我三分钟我跟您解释，好吗？”我答应了他，然后，我就被他的叙说深深地打动了。
原来，这次给我的稿子的名字和地址都是他的母亲的！他说他在外面工作，一年难得回两次，母亲很勤劳，从来不肯空闲下来。他原来是每月给母亲寄钱，后来想怎么样才能让母亲也上镇上去多看看呢？于是，他想到了让母亲多几次去镇邮局取钱的办法：自己写的文章拿出三分之一署上母亲的名字附上家乡的地址。他打电话告诉母亲，以后收到报社的汇款就是稿费，要及时去邮局取出来。他这样做不仅让母亲多点时间出去走走散散心，还让母亲在乡亲们面前感到骄傲。他了解到，他的做法让母亲很开心。而这次，文章放了几天投的时候没注意用了一个跟上次投稿不同的名字和地址。
我听着他那深情的叙说，想着自己的母亲也在农村日夜操劳，不由地掉下了眼泪。
学学名家的写作态度
因为喜欢写作，加了几个编辑的qq群。群里都是爱好写作的人，聊天的内容自然离不开写作。但是，聊天内容却大多是稿子过了没有，最近发表了多少文章；聊有关写作知识的人却很少。特别是编辑手过稿情况的时候，大家异常活跃，稿子过了的，喜形于色；没过的，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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